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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平沦陷时期的“活页史”(组图)

作者:尹力|时间:2016-10-15 06:31|来源:zhaoyinwanda.com资讯网|评论数:|字号:[小] [大]
核心提示:北平沦陷时期的“活页史”(组图)

(原标题:北平沦陷时期的“活页史”(组图))

  报纸可以说是动乱时代的万花筒,要知道1937年北平沦陷的种种情形,不妨请教这部编制新颖的“活页史”。借助大报上的社论、时评,小报保存的街谈巷议,以及与战事几乎同步的号外,呈现七七事变以后时局的张弛缓急,关注的不是掷向湖心的石子儿,而是石子儿在湖面上荡开的涟漪,即事变造成的社会震荡。   【大报自身处境突变】   1937年北平沦陷的过程中,报纸这种最敏感且低廉的媒介,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平津两地的报纸,不仅是消息(包括谣言)的主要集散地,媒介自身的处境,其面临的危机与生机,亦是北平沦陷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幕。   就整个华北地区而言,新闻业的发展极不均衡,大小报馆及通信社麇集于平津,而冀察两省,一处内地,一居边荒,一切精神物质之供给均仰赖平津,新闻纸亦不例外。仅以1936年统计的报社数量为例,北平有大小报社44家,天津29家,河北全省没有一家大报,仅有8家小报,察哈尔更次之,大小报社共才5家。且不论通信社的分布、编辑及记者人数、经费收支、每日出报份额、居民识字率及教育程度等因素,仅报社数目就如此悬殊,可见华北新闻业是以平津为中心,冀察两省完全被笼罩在平津的势力范围内。   平津失陷前后的新闻业,主要靠两三家老字号维持局面,其间居首位的当然是每日出报份数在五万到十万之间的天津《大公报》。1937年7月30日,二十九军撤离北平的第二天,日机继续轰炸天津市区,保安队撤出天津,上海《大公报》刊出《天津大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》。《大公报》原为天津旧报,与北方各省读者有三十多年的友缘,在平津两市根基尤深,非至万不得已,不会停止津版。然而此《声明》宣称天津《大公报》“决与中华民国在津之合法的统治,同其运命,义不受任何非法统治之干涉。万一中国在津合法官厅中断,不论其为外人军事占领,或出现任何中国人之非法组织”,“皆自动停刊”。   经过29、30两日持续的轰炸与激战,8月1日天津事实上被日军占领,并成立了治安维持会,《大公报》已决定停刊,然而大量读者还不允许。天津市民几乎都聚集在英法租界,“他们急切地需要看报,而且必须看《大公报》”。7月底《大公报》由三张半减为两大张,更减为一大张,此时报纸虽已不能在市区内行销,但是每天单在租界里就卖出几万份。早晨蜂拥而至的报贩,几乎要把报馆的大门挤破,乃至不得不临时请巡捕来维持秩序。记者每晨六时由报馆返回寓所,沿途看见家家户户都打开大门,伫立街头,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熟悉的报贩送来最新战况。每份报售价一角到二角。许多人在马路上包围着报贩,往往把送给订户的报纸一抢而光。热心的读者将看完或多余的报纸顺手贴在路旁的电线杆上,那里立刻簇拥着一大群人,而且川流不息,直到傍晚还未散尽。   天津大报中足以与《大公报》分庭抗礼的惟有《益世报》。平津失陷后,因“纸荒”的缘故,《益世报》不得不缩减张数,仅出半张,除了一面广告,只剩一面新闻,而且这一面的广告费未必足以维持报社的开支。尽管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,天津《益世报》被认为是事变后“剩下唯一的中国报”。所谓“中国报”是指沦陷后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说话。但不无反讽意味的是,《益世报》能坚守“中国报”的发言立场,是因为有“公教”即天主教为后台。除了宗教背景,还有租界作掩护,该报社位于天津意租界,隔海河对岸是日租界,两边是特二区(旧奥租界)和特三区(旧俄租界)。平津失陷后,《益世报》虽不能进入华界,却能在英法意租界内销行。该报既有公教撑腰,又有租界庇护,素有敢言的声誉,事变后遂成为平津“唯一的中国报”。   《大公报》、《益世报》都是有二三十年历史的天津老字号,1930年代北平各大报中能与这两家勉强抗衡的,恐怕仅有成舍我创办的《世界日报》。相当熟悉北平这座文化古城的邓云乡回忆,《世界日报》的兴起,关键在于特别重视与北平学界的互动,对学校动态、历次风潮、派系之争,均作同步报导,自然受到知识阶层的普遍关注,因此发行量由1929年的5000份急速上涨,至1930年年底竟突增至一万份。事变后《世界日报》虽没有宗教背景,亦没有租界庇护,还能够保留几分“中国”色彩,只是在极端的言论统治下,国际新闻多于国内的消息。因纸价激增、纸源减少,《世界日报》由三张改两张。但由于时局紧张,读者增加,销数反而大涨。   作为发行量数一数二的北平大报,《世界日报》及其附属的《世界晚报》在沦陷这出悲喜剧中,既是造梦的工具,又见证了梦醒那一个瞬间。7月28日各报馆均传出克复丰台、逼近通县、廊房告捷的消息,北平市民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中,王向辰《故都暂别记》追述,他当日下午抢买《世界晚报》一张,“且行且读,有一标题曰:‘北平宛如铜城’。乃至得意处则高声朗诵,随阅我报之市民,亦报以同情之微笑”。7月29日出版的半张《世界日报》,在邓云乡关于北平沦陷的记忆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:   早上八点多钟,不少人都走出自己的小院子,来到大院子中,互相询问着,互相议论着,你这样猜想,我那样猜想,大家都没有一个准主意。不过都在共同等待着一个东西,那就是报纸,因为自从“七七”那天开始,报纸还正常发行着,院子中大部分人家订阅的都是《世界日报》,人们目光望着二门口,期待着那个熟识的送报人,骑车很快地送来新消息——那个人终于来了,送到大家手中的,不是一份报纸(当时《世界日报》平时三大张),而是半张报纸,大标题印的是:二十九军撤退保定,张自忠代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……   【一份特殊的外文报】“笼城”前后,平津诸多大报小报中,最有公信力的却是一份外文报。“七七事变”后支撑北大残局的罗常培回忆,自从北平陷落以后,市内报纸完全登载日人所办同盟社的消息,普通市民只能依赖无线电和英文《北平时事日报》(PeipingChronicle)稍微窥察一点儿真实的战况。以北大留平教授孟森为例,据说“心史先生从北平沦陷后便日夜忧思,晚间必听中央广播,白天还不辞劳苦地翻着字典看PeipingChronicle”。   对于英美背景的知识人而言,外文报自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。1937年8月22日,吴宓至东城煤渣胡同英文《北平时事日报》馆,订该报一月。8月31日吴宓日记称“于二十二日订购ThePeipingChronicle(英文北平时事日报)一月,即值停刊。自今日起,始按日出报”,从中获悉中国战事不利,南口、张家口均于数日前失守,甚为悲忧。由吴宓日记不难看出沦陷初期读书人对《北平时事日报》的特别关注。罗常培的回忆文章可作为辅证:“八月二十四日时事日报被封,消息更加闭塞。我们除去从唧唧啦啦被搅乱的电波里偷听一点南京的广播,几乎完全和自由中国隔绝了!”   这份外文报甚至出现在以北平沦陷为背景的小说中,蹇先艾的长篇小说《古城儿女》,关于“儿女”的情节或有虚构的成分,其余皆可作“古城”沦陷之“系日”来读。小说第四节借用男主人公蒙森的日记,交代1937年7月底至8月初,即北平“笼城”前后的时局。8月2日蒙森日记称,他买了一份英文《时事日报》,看到天津巡警和保安队举事的消息,觉得“这个报纸态度既然公正,消息也还翔实,并不偏袒日本,大约主笔是英国人的关系”,决定从明日起每天买一份,比看中国报心里舒服得多。   沦陷前后,平津两市的外文报,绝不止《北平时事日报》。形形色色的外文报中,为何唯独这一家得到平津知识阶层,且不限于英美留学生,也包括孟森这样留日背景的老派学者,乃至不通外文的普通市民的一致信赖?这份英文报的前身为《北京导报》(ThePekingLeader),创刊于1917年。1924年被售与美国人柯乐文经营,1929年转归国民政府外交部。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《导报》主持公论,为日使馆查悉,勒令其停刊,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办,更名为《北平时事日报》,聘英国人李治(WilliamSheldonRidge)任主笔。此报几度转手,名为英文报,实则是国民党直辖之党报。1930年代该报社的言论政策与经营方针完全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,与“笼城”前后北平市民每晚必听的南京广播性质一致。北平沦陷后,此报被日人接收,改名为《北京时事日报》继续出版。   【小报的崛起与变色】   邓云乡称三十年代读书人一般订阅三份报:天津《大公》、北平《世界》和《实报》。《实报》俗名“小实报”,仅四开,是北平销路最广的小型报。在平津报纸多灾多难的时期,“小实报”却一路突飞猛进。1928年创刊时,每日仅印800份,到1935年已拥有62800余读者,不仅在北平小报界首屈一指,在全国范围内亦属罕见。这数年的增幅还不足为奇,更令人惊叹的是该报于1936年这一年间暴增近三万的读者,截至创刊八周年纪念为止,每日印行91700余份,在事变前夕殊不景气的平津新闻界大放异彩。   《实报》在短短几年内突飞猛进的原因,首先能抓住有闲阶级的趣味,其次能把握进步青年的心理,更重要的是能适应1930年代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,对于地方当局应付得法。《实报》对于北平社会的各阶层都应酬得面面俱到、妥妥当当,其最大的特色就是老北平的“圆滑”,由此奠定了它广大销路的基石,而成为例外的宠儿。   《实报》的传播途径,与《大公》、《益世》、《世界》等大报不同,不一定非得在书斋中正襟危坐地翻阅,其以民间口耳相传的方式,在小茶馆、阅报处的势力更大。“笼城”前后,《实报》这样的小型报在茶馆里有供不应求之势。墙上纵然贴着“莫谈国事”的红纸条,茶客们碰面时,总免不了相互打听小报上的各路传闻,而《实报》自然是小报中的权威。   内外城门的开闭、戒严时限的短长、街头巡警的装扮神色、西郊便衣队的踪影、戏院内的空气,或者是昨晚什么地方又听到枪炮声,都是泡茶馆的“有闲阶级”喜欢议论的话题。看报,已经成了小市民喝茶、嗑瓜子、听无线电以外的一个必修科目。值此百业萧条之际,报贩们的生意却异常红火。每日清晨,胡同里的树荫下总围坐着一群人,由一位戴眼镜的先生把报上的新闻逐条念给大家听。以前他的任务是先读小说,此时却得读完要闻,才轮到报屁股。阅报室更是挤满了关心时局的北平市民。这是事变过去十天后,《实报》记者深入民间观察到的情景。   事变后小型报的销量虽顺势飙升,其面临的生存压力、言论风险也骤然增加。7月22日《实报》宣称纸料匮乏,“现存仅敷各报十日之用”,这预示着7月底有纸源断绝的危险,为8月初小型报的集体提价埋下伏笔。7月25日《实报》向读者告急:“这几个月来,报纸的价格由两元八角钱一令,而涨到七元钱一令,不想噩耗传来,来源又告断绝”。尤为可悲的是,中国这个五万万人的大国,一年要消耗一万万元的纸料,竟没有自己的造纸工厂,一切要靠人家来供给。同日《实报》刊出北平各小报联名发布的紧要启事:“拟自八月一日起报费每月一律改收四角,每份零售铜元三大枚”。对比事变前《实报》所标的本市价目,每日仅售一分,每月只需三角。北平小报界此次集体提价,是试图集合多数读者的力量,来维持“笼城”时期表面亢奋,实则疲软不堪、势将关门的新闻业。   7月31日《实报》的“新闻界消息”再次预告“小型报纸自明日起一律涨价”。而隔日却改口称,自即日起“缩为八开小张一页,前载加价启事暂缓实行”。苟延残喘的小型报,由加价改为缩张,则牵涉到改版的问题。改版的理由,除了纸源断绝这一客观原因,还有保持内容、翻阅方便、短小精悍等好处。为《实报》“畅观”栏写杂感的徐凌霄,强调小型报缩张后,更便于装订、翻览:   现因纸荒关系,各小报将“四开张”缩为“八开张”,有直幅者有横幅者,横幅似更便利,因将来装订时,恰好是“一本书”的尺寸,而看报时,又无“书面式”之麻烦也。   7月底、8月初,北平报业受“纸荒”影响,缩减篇幅,各大报多缩至四开,原本四开的小型张则折半为八开,多采用“书版式”。这并非“笼城”时期的发明,三十多年前,旧京报纸缺乏印刷工具多是四开。所谓大报与小报之分,一系文言,一属白话,按语体而非篇幅。大报多横列,小型报咸排为“书版式”,便于装订,肇自彭翼仲之《京话日报》。故“笼城”期间北平小型报的缩张、改版,被视为报纸形式之“复古”。   提价、缩张、改版,或许能暂缓“纸荒”的威胁,却逃不脱占领者的言论管制。据8月11日李景铭日记,日本宪兵检查《实报》馆,携往书信一包,令签证以后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。然社长管翼贤据说“已逾墙逃,留妻子痛哭而已”。老舍《友来话北平》一文交代了逾墙而逃的管翼贤的下落,其逃至济南,拟在此处复兴《实报》。8月15日《实报》宣称社长管翼贤“因病离职”,经组织董事会,公推时任北平警察局局长的潘毓桂为董事长。此番改组后,《实报》口吻大变,竟出现“华军”、“华机”等称谓,已自外于中国。   【“号外,号外!”】   不论大报小报,日报晚报,对事变的报道都难免有一定的时差,与战争关系最密切的要数新闻纸的衍生物——号外。所谓“号外”,正是为了弥补定时出版物的滞后性,不编入报纸总号,印成单张发行的要闻,多出现在突发事件的当口,或决定时局走向的转捩点上。一张号外的制作过程,从听闻市面上的风吹草动,到依据通讯社的电报拟稿,再交由排字房,捡字、组版、校样,推上机器开印,整个过程不到三四十分钟,最后伴随报童的叫卖声在大街小巷迅速传播开去。   号外的叫卖法与卖报不同,卖报不妨稍稍透露报上的要闻,唤起读者的兴趣,而号外的内容过于单薄,真正要紧的可能就那么一两句话,不能轻易露馅儿。有经验的报童往往腋下挟着一卷号外,沿街飞跑,神情慌张的样子,边跑边喊:“号外!紧急号外!”引来路人围观,不多会儿就一抢而空。战争年代即便是普通市民也都极关心时局,尤其是生意人更懂得时局好坏对物价涨跌的影响,非破费两三枚铜元买张号外瞧瞧不可。有的报馆便利用群众的此种心理,有事无事滥发号外作为生财之道。一张号外的版面不及正报十分之一,售价却是正报的一半,薄利多销,以此为牟利的工具。老百姓买号外是为自己求一份安心,在一般人眼里,报馆发号外是想打“牙祭”,卖号外因回扣高、脱手快,更是战时抢手的生意。   一张号外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战争记忆。提及卢沟桥事变,邓云乡就想起一张《世界日报》的号外,印成小十六开纸,仅售两大枚,即四个小铜元,不足一分钱,而这张号外的代价在他看来却是无法估算的。邓云乡准确地记得买到这张号外的时间及地点,是1937年7月8日上午9点多钟,在北平西城背阴胡同,平大医学院附属医院门口。正值暑期,他到西单商场买东西,回家的路上经过槐里胡同,“初夏光景,天气不太热,胡同中很安静,只是附属医院门口停着几辆等主顾的洋车”,他“正走着,还孩子气地看手中买来的东西的花纹,忽然后面踏来一辆卖报的破自行车,一边骑,一边喊:‘号外,号外,看日本人打卢沟桥的消息噢,看宛平城开火的消息噢……就是这样一声叫卖,一下子惊破了古城的宁静,粉碎了这条胡同的美感,把他从闲适的梦游状态拽回硝烟弥漫的现实。这张号外上用头号铅字印着大标题,“卢沟桥昨夜炮火,日军攻打宛平城”几个触目惊心的大字,始终铭刻在邓云乡那一瞬间的战争记忆中。供图/袁一丹   作者简介:袁一丹,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(本文为2014年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抗战时期北京的都市文化空间”(项目编号:14WYC060)的阶段性成果。)(来源:北京青年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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