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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陆脚,走台湾 我教过的台湾大学生

作者:尹力|时间:2016-10-26 11:51|来源:zhaoyinwanda.com资讯网|评论数:|字号:[小] [大]
核心提示:大陆脚,走台湾 我教过的台湾大学生

(原标题:大陆脚,走台湾我教过的台湾大学生)

在体制编制上,台湾各大学的历史系更接近西方,专任教师数量通常也就在20位左右,明显比大陆要少。除了专任教师课时较多外,他们也会从研究机构或外校聘请些兼职教师来开课。政治大学在台湾高校中名列前茅,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居领先地位,政大历史系是台湾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镇,他们有目的地利用“中华发展基金”聘请该学科的大陆学者担纲客座教授。众所周知,两岸在历史认知上的分歧,尤以近现代史为最大。我经过一番犹豫,决定完全按在大陆授课方式设计,让台湾学生了解大陆教授的思路与研究方式,并接受相应知识与训练。幸而,政大方面完全尊重受聘教师的意见。“民国史史料研读”,是本科2至4年级学生的选修课程,目标是同学能通过教授授课与实际接触史料,对民国史史料的种类与典藏情况有基本的了解,并通过该课程的训练,掌握史料的搜集、辨别、史学价值判断和正确利用史料的综合能力。“1930年代中国政治专题研究”是研究生课程,目标是通过学习、讨论,使研究生对193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般状况与特质有较深入的了解,掌握学术界对1930年代研究的基本信息,并能够举一反三,掌握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基本理论、方法与规律,从而可以独立地从事关于政治史的研究、教学与工作。根据课程设置,本科生课程以教师授课为主,辅以课堂讨论与参观。研究生课程则以课堂讨论为主,教师布置课目与参考书,有2-3位学生发言,其他人补充,教师归纳总结。坦率地讲,我的备课与讲课,都比对自己的学生上课时要格外认真些,毕竟要体现大陆教授的水平。授课效果也还不错,学生大体都能认真听讲与讨论,特别是研究生讨论时,他们谈自己见解时,还会同时提出一些问题,教师必须“释疑解惑”,与其互动。带学生外出参观台湾的家长与学生也有很强的“名校情结”,考生非常希望进入台湾大学、“清华大学”、政治大学等名校。各学校主要通过高中生的“大学联考”成绩录取学生。优秀学生选择到海外读书的也不在少数,早年台湾流行一句“来来来,来台大,去去去,去美国”,意即选择在台湾读书的,台湾大学是首选,赴海外的,则多数去了美国。现在学生、家长的选择有多元化趋势,但大抵如是。因为要考高分,所以台北的补习学校、补习班遍布各处,尤其是各大学附近。1990年代后期起,台湾有个高等教育的“大跃进”,一般学院升大学,专科升成学院,大学数量骤然增加,而同时,台湾家庭生育“少子化”问题显现,考生不增反降,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高等教育泥沙俱下,大学生平均水准拉低。据说,有些排名靠后的学校因为生源都是问题,要求教师必须去拉学生,拉不到学校规定的数量,考绩就会受到影响。“真是斯文扫地”,有台湾同行对我说。连带的,学生也不好教。当他们向我“诉苦”时,我说,上课时感觉到学生素质还算好,学习自觉性也不错。他们说,政治大学在台湾的大学里排名靠前,学生当然好。台湾的硕士研究生录取方式值得大陆高校学习。首先是各校的考试时间错开,给学生多些选择,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。其次是他们录取时都张榜公布,同时公布“正取”与“备取”两份名单,正取的若不来,则从备取的依序递补。程序上完全做到了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”。我所接触到的研究生,生活都较独立,即使家在台北的,也往往搬出来租房住,经济上就有压力,在外寻找各种兼职,势必又影响到学业。硕士读4-5年,博士读6-7年的,不在少数。加上台湾的男生都要“服兵役”,虽然可选择在读大学前或后、读研究生前或后,但多少也会影响其学业的规划。我自己读大学时,男女生比例悬殊,大概在十比一。读研究生时,那一届南京大学历史系共招了11位,全是“男光头”。十多年前访问台湾时,发现那里的历史系本科生、研究生中女生超过男生。有位台湾的年轻教授告诉我,他在政大读研究生时,共有14位,只有他1名男生。我开玩笑说,“万红丛中一片绿,艳福不浅。”他苦笑说,“不要打趣了,那个苦别人真难体会,但凡有点体力活,学姐学妹就来电话指使我做,我是她们13人的奴隶。”但到现在,浙江大学的文科大学生也是女生居多,且班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多是女生,书读得好,做事也利落,“保研”的总是她们。台湾的大学运动会天下老师大概都有个“癖好”,就是不自觉地拿自己的学生与“别人家的”学生比较。我观察之下,发现政大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,与浙大学生差不多,都能按照事先的要求看书,发言中规中矩,但很难说是特别认真地去思考,只有少数研究生的提问是例外。在与台湾同行的交流过程中,他们总会问在台教书的观感,尤其是对学生的看法,我据实以告,但他们都觉得我说的是客气话。有位教授说,他去大陆大学的图书馆,阅览室里总是坐满了学生,“你看,我们的图书馆里,有几个学生?”他的结论是“台湾学生哪里有这么好,他们不用功,跟大陆学生没法比。”我解释说,可能与两岸学生的住宿条件不同,大陆学生住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,一般看书都会找阅览室,台湾学生自己租房子住,有私人空间。有天上午参观“国史馆”,下午接着上课。我发现有学生趴在课桌上睡觉,一问,他们说很少这么早起床的。我为提高他们的兴趣,就讲些黎玉玺(曾任台湾的“海军总司令”)、吴国桢(曾任“台湾省主席”)的事功与资料。看他们一脸茫然,就请知道二人的举手,结果学生居然均不知。期末考试结束,已是下午6:00,我收好考卷回到自己的研究室。突然有人敲门,是3位学生,其中一位学生拿了精致的卡片(上面夹着花)。他们说是来感谢老师的。学生递上的卡上写着:陈老师:谢谢您这学期的教导。在您这门课中,学习到许多即使念了四年历史系,可能都未必学习到的民初史料知识!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您的上课风格,本来很爱缺课的我,这学期一次都没缺席过您这堂课,因为真的很有趣!缺课让人觉得是种损失啊?!GOOD!祝您回国的途中能一路顺风,永远身体健康愉快!学生:政大历史二XXX敬上从教多年,还是第一次遇到选课学生专门到办公室来谢师的,有点小感动。就与他们多攀谈了一会,鼓励他们要志向远大,胸怀开阔,争取到大陆求学深造或发展。有位同学说,有此想法,但台湾不承认大陆的学历。我说,要有前瞻性,如果等当局开放了再考虑,那就晚了。他们听后似乎有些动心。等到判改本科生试卷时,出现了棘手问题:31份卷中,有2份实在糟糕,且此2人的上课出席纪录也不好,应判不及格。我询问政大的教授,该如何处理,他没有正面回答,只是说他一般不会给学生不及格。正踌躇时,在另一间大学任教的朋友为其他事打电话来,我就便询问,她毫不犹豫地说,考得不好就给他“宕掉”(不及格)。我听取了她的建议,最后给2人不及格。之后,才明白为何两位教授给的建议不同:在台湾,私立大学是按学分收费的,学生课程不及格,必须缴费重修。公立大学则无此规定。建议我“宕掉”学生的,正是私立大学的教授。台湾大学生的管理上与大陆不相同,学校只能提供很少的宿舍,申请的学生多,就只能由抽签决定。多数同学要在外租房住(或住家里),因此,学生与学校、同学之间的联系不如大陆学生密切。为了挣学费与生活费,不少人利用课余时间打工,花在专业学习上的时间自然就少。学期结束时,政大有位教授将其指导的所有博士生、硕士生、本科生召集在一起聚餐,邀我参加,给学生“点拨点拨”。席间,我发现,学生与教授似乎比较生疏,气氛有些凝重,几乎都是一问一答,没有学生主动说笑。我还应邀参加了历史系四年级同学的“谢师宴”。台湾大学毕业的同学都会办“谢师宴”,学生会穿得非常正式,尤其是女生,更是化妆盛装出席。谢师宴选在远东饭店,是家五星级宾馆,虽然有“谢师宴”的优惠,价钱还是不低,由参加的学生集体凑。全系里17位教师(包括我),当天只去了7位。学生到后就是吃饭(自助餐),没有领导讲话(也没有学生讲话)。到后来,就是拉着老师照相,同学之间照相。由于选课不同、住宿也不同,所以同学之间似乎并不热络。这两点与大陆是很不相同的。台湾学生比较懂礼貌,上课时老师问候同学,他们必回应“老师好”。路上遇到老师,他们会停下问候“老师好”。政治大学校园坐落在山上,有一班车上下接送师生,每次学生下车时,都会对司机说“谢谢”。而我到现在在自己学校坐校车,也很少听到师生下车时谢司机的。政大有一个在台北的特殊“景观”:流浪狗特别多。刚去时看到一只只跛腿、脏兮兮的狗穿梭在校园里,很是不习惯。原来,这是学生(尤其是女学生)爱心救助的结果。到后来,只要有人弃养狗,就送到政大。其他校园也有此现象,在东华大学,女生甚至在校庆时将一只流浪狗装扮起来,进行募捐。东华大学女生在打扮流浪狗在政大教书时,王文隆与尤淑君均已经是博士班的学生,他们一心向学,十分优秀,硕士论文均单独出了专书,课堂上的表现很好。几年后,我利用去台北访问的空隙去近代史所档案馆查档案,进门后工作人员告诉我已没有位置,正踌躇间,王文隆从座位上站起来,喊“老师好!”他要把位置让给我。我不好意思,问他怎么办,他说可以回学校看书。我挺感动,因为从政大开车到近代史所,至少需要30分钟。更何况打乱了他当天的安排。再后来,国民党为了实现“年轻化”,选中刚取得博士学位的文隆担任国民党党史馆的主任,要知道,这可是原来要“德高年邵”的元老担任的职务。他在这个职位上干得不错。2011年我陪浙大人文学院的院长访问台湾,请政大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教授推荐优秀人才。周教授让尤淑君来见我们。那时,台湾的大学里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职没有空缺,淑君毕业后找不到正式工作,只能在一所学校里兼课。我们的师生见面会也就成了招聘面试会,院长当场敲定请她来浙大任教。这样,淑君就成了我的同事,她很努力,现在已是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副教授。这应该算是我在台湾任教最大与最直接的收获。昔日师生,今日同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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