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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后作孽》:当写实与写意擦不出应有的火花

作者:尹力|时间:2016-10-26 11:23|来源:zhaoyinwanda.com资讯网|评论数:|字号:[小] [大]
核心提示:《最后作孽》:当写实与写意擦不出应有的火花

(原标题:《最后作孽》:当写实与写意擦不出应有的火花)

《最后作孽》海报香港话剧团的《最后作孽》,和早前已经与内地观众见面的《最后晚餐》是姐妹篇。只不过与后者聚焦草根阶层不同的是,《最后作孽》关注的是上流社会在私欲膨胀的环境中,葬送家庭幸福的故事。尽管这两部剧作出自同一位剧作家之手,不过着眼点不一样,创作动机也截然不同。《最后晚餐》剧照这两部剧先后获得“香港舞台剧奖”的提名时,《最后晚餐》被归类到“正剧/悲剧”,这个很好理解;而同样讲述家庭悲剧的《最后作孽》却被归类为“喜剧/闹剧”。《最后晚餐》取材自编剧郑国伟朋友的真实故事。郑国伟透露,当他与这位朋友聊天,发现他有轻生的迹象时,他感到很震惊。直到这时他才发现,自己并不了解这位深埋了很多秘密的朋友。落实到演出效果上,舞台上对现实主义近乎吹毛求疵的苛刻追求、人物的边缘化和对生活的无力感,都是创作者对素材进行准确把握的体现。《最后作孽》取材于郑国伟闲时在网上看到的贴子。即便贴子里的人和事是真实存在的,但编剧并不对他们负有情感责任,因此可以任意批判与戏谑。郑国伟坦言,自己并非出身于富豪家庭,因而在写作剧本的过程中,难免会出现一些细节上的错漏,后来全靠女主角余安安帮忙修正。余安安饰演薛太太不同的创作动机决定了不同的素材处理方式,因此,《最后晚餐》充满同情,而《最后作孽》却充满讽刺。《最后作孽》里描述的一家三口,是典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成反比的暴发户家庭。薛先生有外遇,薛太太欲与他离婚,但是因为在巨额财产的分割上,双方无法达成一致,所以离婚手续迟迟办不下来。薛家夫妇的独生子薛公子正处于叛逆期,长期缺乏爱和关注,让他沉溺于吸毒、滥交与挥霍之中。一天,薛公子的家庭教师来帮他补习数学,薛家夫妇也先后回家。长期不见面的一家人在一个外来者的见证下短暂地团聚,但积蓄已久的尖锐矛盾,终于也在此时爆发了。这部剧里每个人都丑陋不堪,即便那位打着勤工俭学名义的家庭教师,当薛公子拿出一叠钞票对她进行挑逗,她也半推半就地答应了。薛公子而薛家三口人更是直接把内里的腐败通过行动表现了出来:薛公子随手便将看电影的iPad丢到窗外,薛先生倒掉了一瓶十多万的红酒。余安安饰演的薛太太,从着装到言行都堪称剧中主旨的活化石。那一身花枝招展的打扮、珠光宝气的行头,都与她这个年龄该有的稳重和内敛形成巨大反差。尤其是食指上那枚硕大的钻戒,仿佛正在招摇地宣告世人:“我是单身”。薛先生在与她分财不均的情况下,也挑明了她与年轻的交谊舞男老师有暧昧。薛太太渴望拥有薛先生的巨额财产,然后再用这些钱去购买更为年轻、有活力的肉体。剧中的视觉符号,除了薛太太的造型,薛家的装潢也充满了象征意义。《最后作孽》剧照和《最后晚餐》中堆砌着各种细节、拼命做加法的手法不同的是,《最后作孽》的舞台做的是减法。除了成排的红酒之外,并无过多古董一类象征阶级与地位的陈设,橱窗的镂空设计则代表着这一家人空虚的精神状态。《最后晚餐》剧照然而,主创的写意意图似乎并不奏效,尽管细密的对话把故事情节推进得很自然,但是家长里短的谈话内容却过于接地气,既不意识流也不形而上。薛公子调戏家庭教师的黄段子则让整个戏的风格越发往“低俗喜剧”的方向发展。但关于前面大半段“低俗喜剧”的格调设定,我的理解是:这是主创为了和故事的悲剧结局形成对比,以此来冲击观众,只是这伏笔打得太不扎实。事实上,舞台的道具中有一件至关重要——薛公子玩弄的那把枪。它是贯穿整个悲剧故事的重要线索,然而在剧中的地位却被弱化了。《最后作孽》剧照小小年纪便已食尽人间烟火的薛公子,有着异于同龄人的早熟。黄、赌、毒于他而言都是小事一桩,唯有这把枪,他虽拥有已久,却从未开过。但当薛公子真的对父母开枪时,大家都觉得太习以为常。当着家庭教师和父母的面,他也满嘴黄段子。他从来不把任何事当回事,能够搞到高纯度可卡因的他,搞到一把枪又有什么好奇怪的?而我觉得,把薛公子处理成自始至终的冷漠是主创叙事上的硬伤。玩世不恭的薛公子,心里应该还有一些在乎的东西。他渴望得到父母的爱和关注,他希望挽留这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,表面上的玩世不恭,只是他对父母的消极对抗,只有这样,他才有动机去反叛自己的父母。而当还爱着父母的他取出那把枪时,枪才能构成一个反常的信号,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伏笔。主创为了创造开放性的结局,把结尾的部分都放在了观众看不到的薛公子的房间里进行,却制造了无法解释的逻辑漏洞。当薛公子在房间迷奸女教师后,父母跑进他的房间。这时,一家三口发生剧烈争吵,而后响起一声枪响,薛公子独自一人走出房间,他的父母则再也没出来过。如果他只射杀了父母中的其中一人,那么响起一声枪响后,必然会有一人尖叫、追出门外,如果父母二人都未能走出房门,那这里应该响起两声枪响。《最后作孽》剧照主创给出的解释是,这个情节点真正让人心寒的是薛公子已经彻底成了一个冷漠的人,他可以不管父母的生死,若无其事地在开枪后与人进行毒品交易。但薛公子在剧中自始至终都是个完全被荷尔蒙驱动的人,毫无责任感可言,高兴强奸老师就强奸老师,高兴吸毒就吸毒,他从故事的一开始就已经是冷漠的,并不是在这一场“最后作孽”的家庭大撕比后才变成这样。当主创的写意动机并不能掩盖写实逻辑上的硬伤,剧作对观众的震撼感将大打折扣,更别说内地观众和香港观众的笑点向来不同。可撇开地域文化的差异,香港主创对于世情冷暖的敏锐洞察,却也是让许多戏剧从业者望而却步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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